“三农”问题的症结

（前营乡党委书记 李慧敏）

    一、当前我国政策理论界对“三农”问题的几种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加速城市化。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是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太慢，当务之急是减少农民，把农民转移到城市里去，只有这样农民才能富裕起来。但是仔细想一想，那么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到底行不行？从理论上讲，农民到城市形成规模消费，互相创造价值，是可以致富。但实际上不那么简单。从印度经验来看，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后，由于找不到工作，没钱挣，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大贫农窟。即使少数农民能找到一些工作，增加一些现金收入，但是因为城里没有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产业发展，而只是让一些农民做小买卖，这些农民自我混饭吃的“脏乱差”经营场地，反而降低了整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影响了投资环境，形成了许多外部不经济现象。由此看来，没有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并不能解决中国“三农”问题。
    第二个观点是加强教育。认为只要抓好农民的教育，就可以使农村面貌改观。这似乎有一些道理。农民素质提高了，挣钱能力就增强了。当前我国贫困落后地区十分重视农村教育，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平均每个县财政的60—70%收入都支付了教师的工资，许多民办教育还转为公办教师，但是教育质量并没有提高，农民越来越缴不起学费，农村孩子上学积极性不高，因为老师不好好教，而且即使熬出来，也很难找到工作。这样问题就提出来了：靠这样的教育到底行不行？
    第三个观点就是搞民主。认为只要让农民参与决策了，农民就可以致富了。印度在农民实行民主，也没有成功。印度的民主制度并不是西方社会遵照的游戏规划的民主，当地政治家主要利用种族、宗教来为个人的政治权位服务，上层的争权夺利严重影响了产业的发展。而印度、中国的人口众多，宗教、宗族及社会人文因素复杂，“上不动下动”，仅在农村基层搞民主以期使农民致富，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四种观点是政府增加财政投入。认为只要财政投入增加，就可解决农村中存在的矛盾，农民就可以富起来了。实际上中国的财政是非常紧张的吃饭型财政。近几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国债，搞赤字，从民间多筹集一点钱，现在看来弊病也不少。世界上只有日本靠政府财政投入来解决“三农”问题，但它现在的农业总产值还不及政府投入多，而且还生产腐败。日本房地产危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农协把政府支持农业的钱和筹集到的农民的钱用于房地产，于是产生大量泡沫，金融危机也是政府包揽农业等形成大量坏账造成。
    第五个观点是政府搞工程让农民就业。现在农民就业困难，进城难找工作，于是，有些经济学家开出药方：搞公共工程，让农民去修路、架桥、种树。美国当年就是靠开发西部，让农民到西部取得土地，发展生产，带动了城市的建设，从而增加了收入。但中国如果也靠政府去开拓就业渠道，靠政府给农民支付工资，显然不是现实可行的办法。
    第六个观点是搞合作组织。他们认为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没有合作组织，如果搞合作组织，小农就能形成团体，就有谈判地位和竞争实力。可是我国大多数农民谈“合”色变，农民被建国后20年人民公社搞怕了。从实践来看，由政府出面组织农民搞合作少有成功的。中国农民有一个特点，几千年来没有合作的习惯。中国农民的合作与专家讲的合作不是一个概念。专家讲的合作，是指陌生人之间，不是亲戚朋友之间合作，比如靠家庭内部合作盖房。再说西方的农民组织在“入世”后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比如我考察的美国的农民合作组织，往往希望用自己的农产品进行加工，以分享产品加工的利益。但世界市场的竞争要求在全球范围采购更便宜的原料，于是这种合作组织无法生存、企业只好破产、被私人接管，重新改组。现在国外的农民合作组织也在企业化，即使还有的合作组织，也往往是在竞争力不强的产业和地方存在。
    第七种观点是靠科技来解决“三农”问题。这有一定道理。科技进步，效率提高，农民应能解困。但是在国外产业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竞争力比较强的情况下，我们仅仅靠一两项科学技术，而且又缺乏推广的机制和平台，则农民也难由此增收。即使科技进步、产量增加了，但农产品无法卖出来，也不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以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思路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局限性，单一实行都不能根本解决中国“三农”问题。
    二、“三农”问题的症结
    毛主席提出来反农民组织起来，高互助合作社，搞人民公社。但这种行政推动式的“大帮哄”，使农村经济日渐衰败，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倡导家庭经营，还讲科学种田、规模经营，同时允许农民经商、流动，可以说这开创了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先河。但是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教条式的理解中，把当时邓小平同志的思路又和过去的传统思想综合在一起。尽管这几年搞农业产业化经营，也有一些农民流动，但大的思路没突破，目标不明确，再加上许多宏观政策局限，使得我们的“三农”依然是传统的农业、传统的农民，传统的农村，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组织方式没有根本改变，人居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因而现在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五个传统”，即传统的农业、传统的农民、传统的农村、传统的外部环境、传统的认识观念。传统的农业自然是规模小、分散、没有知识和技能，难以与现代化和城市文明对接；传统的农村自然是既保守又落后，环境脏、乱、差；传统的外部环境自然是行政管理为主，缺乏引导，更不懂现代怪圈，认为农民问题就是温饱问题、种粮价格问题、负担问题，认识只要给小农一个环境，小农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
    破解“三农”难题，症结就在于农业。因为在落后的种植业、养殖业的生产方式之上，自然产生落后的观念，观念影响农民。传统的农业有了传统的农民，必然是传统的农村。“三农”问题的要害还在于农业。传统的农业有“农”无“业”，不是现代的产业，必然没有竞争力，也就形成不了农民增收的机制。而且这个“业”不仅是现代农业，还要扩展到整个国家的产业，都应是现代的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样农民才能够有转移的机会，有被带动的可能。换句话说，“三农”问题就是一个人的问题、一个钱的问题。问题在于“人往哪去，钱从哪来？”各地成功经验证明：“人朝钱处去，水往低处流。”“人”和“钱”结合叫作就业，但这个就业意味着农民应得到工资性现金收入，不应是过去讲的农民在家种地就是就业。能挣到钱、挣到大钱、持续挣钱，那才叫就业。所以就业就是就现代产业之业。没有现代产业的发展，农民的就业不会持久稳定，也不能增加收入。这才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因此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培育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入手。这是当务之急。这样的产业包括两方面：一是现代农业产业；二是现代非农业产业。农民在这两大产业中转移、改造从而增收，那么才能真正富裕，农村其他问题才能逐步解决。
    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要想跨越式形成现代产业，关键在于是否有现代的政府。很多地方发展现代产业都是政企合力，这不是计划经济时的政企合一，而是企业、政府各就其位，到位不错位，形成互动的格局。政府要为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如法制环境、投资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环境好了，产业发展起来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
    在转型时期，我们从以农业为主为发展大国转变成现代化的民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政府。原因在于：第一，由于我们社会没有西方社会那种历史形成的法律政治、法律文化，人们之间不是规范的契约关系、法律关系，也没有相应的宗教作补充。我国几千年来就是“人治”。这样的社会在转型时，各个主体都在追逐新的利益而离开原定的位置和轨道，如没有政府的指挥和控制，仅靠抽象法律条文，是无法规范庞大的人群的，必然秩序混乱。同时在这种转型社会，各种利益主体出现以后，强势一方就会争夺更多资源。弱势的一方如果没有政府主持公道，制订游戏规则，也很难与之共处。在这样“弱肉强食”的环境中，“三农”难以有人投资，企业家不容易产生。中国当前投资环境好，重要在于社会治安好，这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此外，我们面临国际竞争，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要有牵头人解决“瓶颈”问题形成体系和机制，这就迫切需要为民服务的政府，出面承担农民、企业和市场干不了或不愿干的事，而这样细致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中的政府只能是现代政府。由此看，现代政府和现代产业是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两个关键环节。只有抓住这两个环节展开工作，以此为支点再来考虑以上讲的那些观点和办法，才有聚合点、突破点和增长点，才能真正起到实质性作用。各地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哪个地方政府抓住了这两个环节，政府转变职能，为企业家活动、农民的转移创造了好的环境，同时着力培育有竞争力的农业产业和非农产业，注意本地农民和本地或外地有竞争力的产业相衔接（即劳动力转移有明确的目的），哪里的“三农”问题就好解决。